忆往情深︱陈毓贤：在波士顿争取平权

我十多年在波士顿市中心做事，早晨乘地铁从康桥到达公园站，爬楼梯走出地面，仰头就见公理会教堂矗入云端的白塔尖，身后是连绵草地，点缀着青铜像和喷水池，往左边一望，即看到麻州民议会大厦宏伟的金穹顶，心头总掠过一丝甜意——这是哲学家爱默生、诗人狄金森 、小说家奥尔科特与詹姆斯、历史学者阿当斯等的波士顿，亦是我的波士顿。
《亨利·阿当斯的教育》是我最喜爱的自传之一，出自麻州政治世家的他，开头第一句道：“我生在麻州民议会大厦的阴影下……”他的曾祖是美国第二任总统，祖父是第六任总统，父亲是驻英国大使。然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波士顿，已不是爱默生、狄金森、奥尔科特、詹姆斯和阿当斯的波士顿，开国革命发源地的风光不再。波士顿地理位置本来就偏隅一方，随着美国中部开发，波士顿腹地的农业和森林业竞争力丧失殆尽，商埠龙头的地位早拱手给纽约，制造业迁往南方没有工会的地方，只剩下吃老本的金融机构和学府；七十年代它有许多贫民窟，面临最大的危机是“校车风波”引发的种族对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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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州算是很开明的地方：黑人大半做粗工或帮佣，但也有医生、律师、警察、工匠。我第一次醒悟到南北内战解放黑奴一百多年后，美国白人与黑人之间的鸿沟仍那么深，是到华府游玩，在国会参议院餐厅里，抬头猛然发现侍者竟都是黑人，而坐着用膳的都是白人。麻州的黑人集中在波士顿，城里有黑人区，但此不足为怪，因为也有清一色爱尔兰族裔的社区，意大利族裔的社区，犹太族裔的社区。一般来说，金融和高等教育是英德族裔（所谓盎格鲁-撒克逊人）的天下；医生和律师犹太人居多，警察几乎都是爱尔兰人，匠工是意大利人。当时华人不多，老华侨开餐馆，台湾和香港来读书留下来的主要从事工程，可是多住郊区。直到七十年代中段，波士顿各族裔虽暗中角逐，但大致相安无事。

繁华的波士顿
美国的公立学校是归各地方选出的校务委员会管的，经费主要靠当地的房地税，只有一小部分依赖联邦和州政府补助，学生一般就读离家最近步行得到的学校。这造成富裕的校区资源充足，设备和师资优良，而贫穷的校区捉襟见肘；最不公平的是大城市同一个校区里，资源都倾向白人社区的学校，而黑人的学校最烂。开明的麻州民议会1965年响应黑人团体的诉求，通过了民权法，要求各校区里各校种族均衡，但没有具体的执行法规。1972年黑人团体依法起诉波士顿校务委员会，法官下命波士顿市内任何公立学校若非白人过半，都须把学生分散。因波士顿大多数社区族裔分明，要把非白人（主要是黑人）分散，只好强制把学生用校车越过社区互送。
命令下来全市哗然，爱尔兰族裔和意大利族裔反对最激烈，他们大多属于中下阶层，就业常和黑人竞争，最不易和黑人相处，认为黑人的孩子素质差，不配和自己的儿女一起上课。他们想：做这些决定的盎格鲁-撒克逊州议员和法官，都住郊区，而且有钱，可以把孩子送往私立学校，却把我们宰了。于是他们抗议、游行示威反抗，政府只好动用军警制约，街斗时有所闻，死伤了数十人。反抗无效，导致许多白人愤怒地迁往郊区，十五年间波士顿公立学校的学生几乎减半，剩下的只有一成半是白人。这部戏在美国凡有黑人聚居的大小城市相继演出，波士顿却演得最激烈。
后来波士顿的经济靠高科技和先进医疗业复苏，而且与其他美国大城市一样，人口构造亦因大量拉丁族裔和亚洲人移民迁进而转变，还有不少在郊区成长的年轻人入住——他们觉得还是城市好，胸怀亦比较宽阔，不以与黑人毗邻为忤。波士顿市面又一片繁荣。这绝对是当年意想不到的。
我原先对黑人和白人摩擦的了解，主要来自一本小说To Kill a Mocking Bird（杀死一只知更鸟)。此书从一个小女孩的视角，讲一位黑人怎样受冤枉被处死。我虽然同情黑人，站在他们的一边，然而波士顿各族裔的人对我这亚洲人都相当友善，让我有超然于外之感，直到有一次和上司一起到中部底特律城开会，才切身体会他们被歧视的辛酸。我们一行人从机场到达旅馆大堂，柜台说找不到我们订房的记录。“对不起，旅馆客满了。你们可以到这个地址试试。”我们是个别订房的，记录怎可能那么巧全都丢了？我大声地质问。同事们则劝我不要白费口舌，淡定地叫了计程车按地址住进一家小旅馆。原来从各地来与会的黑人全受到同样的待遇，我和他们在一起也不能豁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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